金融危机会延缓广东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吗？危机过后，广东产业转移的目标在何方？新加坡的转型模式对广东有何借鉴？国际知名学者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研究员昨天（7月15日）接受记者越洋电话专访时力挺广东“双转移”。
　　这位国际知名学者表示，现在不是广东愿不愿意转移的问题，而是不得不进行的唯一选择。否则再过二三十年，珠三角产业难以自发升级，那时就会发生更大的社会危机。

　　向新加坡学什么 广东产业转移可以走自己的路

　　记者：不到30年，新加坡经历了三次产业转型，使之从第三世界走到了第一世界，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对广东有何借鉴？
　　郑永年：广东提出“双转移”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提出来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从新加坡的经验可以发现，这个花了44年、从第三世界走到第一世界的国家，在过去进行了多次产业升级，且持续升级。亚洲“四小龙”都经历过“腾笼换鸟”的阶段，这是必须的，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
　　产品的价格和大量的土地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性要素，但这只能解决产业初级发展的问题。中国产业的低层次竞争，常常会演变为价格战。政府部门应该研究产业中的高端是什么？产业下一步走向何方？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。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好，例如当地生物制药研发做得好，政府会投入很多财力支持，企业很快就可以走到产业的高端。当然新加坡国土面积很小，不能像广东这样“腾笼换鸟”，一旦产业转移，企业就会转向国外，而广东的产业梯度比较明显，可以在本地进行产业转移。广东省产业转移不需要模仿新加坡，可以走自己的路。

　　记者：现在广东经济外向度较高，且多以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在国际产业链中获取制造业的附加值，但这种高消耗、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，越来越无法获得持续的发展后劲，你怎么看待广东改变这种发展方式必须经历的阵痛？
　　郑永年：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在产业升级进程中忍受痛苦。广东必须进行产业转移，目前珠三角的产业承受不了土地紧张和劳动力价格走高的压力，更不能承受世界经济的动荡。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要花那么大力气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？我们在追求产业比较优势的道路上走了30年，还是那么低层次的产业竞争？！现在不是广东愿不愿意转移的问题，而是不得不进行的唯一选择。否则再过二三十年，珠三角的产业技术也难以自发升级，那时就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。
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产业转移减速可以理解但不能停止

　　记者：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，您觉得推进产业转移难度是否加大？此时政府在引导产业转移的过程中，又如何能使经济保持平稳？
　　郑永年：产业转移政策先前就受到一些方面的质疑，尤其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。金融危机之后，更加给了一些人反对“双转移”的借口。我个人认为反对“双转移”是没有一点道理的，只是依靠低端劳动力的珠三角，永远不会有前景。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劳工权利或者可持续发展来说，这一步广东必须要走。
　　产业升级“腾笼换鸟”势必导致一些企业离开或关停，金融危机到来之后情况更甚，广东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然而尽管金融危机的确给了反对“双转移”的人以借口，但广东可以从危中看到机会。如果政府主动去关停一些企业的确非常困难，现在有一些接受不了外部冲击的企业倒闭了，不见得是坏事，或者“腾笼”的速度更快。
　　受金融危机冲击，珠三角的一些“笼子”空了，但是广东不能回到过去，广东产业转移的速度减慢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停止。西方国家也在利用金融危机调整产业，甩掉包袱，广东政府层面应该坚持产业调整的方向。在产业转移过程中，政府和企业需要加强合作，但不是保护落后，而是促使企业更快转型。以前珠三角产业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处于被动接受状态，而不是主动沿着产业链向上爬升。产业高端在哪里？市场需要什么，政府和企业就要研究什么，或者主动到境外收购，否则我们的产业转移总是被别人带着转，一直处于低端。

怎么推进产业转移 有金融平台广东才能参与国际竞争

　　记者：具体来说，广东在推进产业转移中应该怎么做？

　　郑永年：广东“腾笼”加速之后，“换鸟”时一定要注意金融危机的影响，不能像上一轮一样“饥不择食”，要有长远的眼光，避免“重蹈覆辙”。同时，政府在“迎进来”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辅助本地的中小企业实行升级战略，为他们的发展真正提供一个好的空间。具体来说，我认为广东在三个领域大有可为。

　　首先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，并建立产业链。比如汽车产业在珠三角发展得很快，但要考虑产业协作问题，在产业链上游的钢铁行业，政府可以邀请外地钢企合作，一则对国家整合资源有好处，二则也避免重复建设，导致钢铁产能过剩，造成过度投资；

　　其次，广东应该做大中小企业。目前很多中小企业技术含量不高，国有大型企业要和各类中小企业切割，区分市场定位，前者要瞄准国际竞争，而不与国内中小企业争利。在金融危机冲击下，西方一些中小企业倒闭，但他们的技术、品牌和营销网络还在，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性邀请西方中小企业和国内中小企业合作？珠三角有高端产业，低层次的产业更多，而中间产业的中小企业比较少。一个地区的教育，一定要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。然而目前在内地，一方面，技术工人大量缺乏，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。广东可以学习新加坡经验，引入很多理工、技术类院校，使教育水平能与社会经济分工适应；

　　最后，珠三角地区是国际经济循环的一部分，广东经济外向度高，但国际化程度不高，因此要加强与港澳合作，联手发展金融业、影视业等。香港依靠内地的发展，但是不能大陆化，全球化是香港的另一条腿，这条腿不能萎缩。在影视方面，香港创造力衰落，缺乏大的市场，珠三角等内地城市可以和香港合作起来，内地也可以由此走向世界。广东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发展，还要考虑国家发展利益，协助把香港做成中国的华尔街，使之和上海分工，中国完全可以有两个金融中心。而广东则必须有一个金融平台才能参与国际产业的竞争，广东应该和港澳携手走向国际。

　　金融危机会延缓广东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吗？危机过后，广东产业转移的目标在何方？新加坡的转型模式对广东有何借鉴？国际知名学者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研究员昨天（7月15日）接受记者越洋电话专访时力挺广东“双转移”。
　　这位国际知名学者表示，现在不是广东愿不愿意转移的问题，而是不得不进行的唯一选择。否则再过二三十年，珠三角产业难以自发升级，那时就会发生更大的社会危机。

　　向新加坡学什么 广东产业转移可以走自己的路

　　记者：不到30年，新加坡经历了三次产业转型，使之从第三世界走到了第一世界，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对广东有何借鉴？
　　郑永年：广东提出“双转移”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提出来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从新加坡的经验可以发现，这个花了44年、从第三世界走到第一世界的国家，在过去进行了多次产业升级，且持续升级。亚洲“四小龙”都经历过“腾笼换鸟”的阶段，这是必须的，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
　　产品的价格和大量的土地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性要素，但这只能解决产业初级发展的问题。中国产业的低层次竞争，常常会演变为价格战。政府部门应该研究产业中的高端是什么？产业下一步走向何方？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。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好，例如当地生物制药研发做得好，政府会投入很多财力支持，企业很快就可以走到产业的高端。当然新加坡国土面积很小，不能像广东这样“腾笼换鸟”，一旦产业转移，企业就会转向国外，而广东的产业梯度比较明显，可以在本地进行产业转移。广东省产业转移不需要模仿新加坡，可以走自己的路。

　　记者：现在广东经济外向度较高，且多以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在国际产业链中获取制造业的附加值，但这种高消耗、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，越来越无法获得持续的发展后劲，你怎么看待广东改变这种发展方式必须经历的阵痛？
　　郑永年：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在产业升级进程中忍受痛苦。广东必须进行产业转移，目前珠三角的产业承受不了土地紧张和劳动力价格走高的压力，更不能承受世界经济的动荡。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要花那么大力气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？我们在追求产业比较优势的道路上走了30年，还是那么低层次的产业竞争？！现在不是广东愿不愿意转移的问题，而是不得不进行的唯一选择。否则再过二三十年，珠三角的产业技术也难以自发升级，那时就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。
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产业转移减速可以理解但不能停止

　　记者：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，您觉得推进产业转移难度是否加大？此时政府在引导产业转移的过程中，又如何能使经济保持平稳？
　　郑永年：产业转移政策先前就受到一些方面的质疑，尤其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。金融危机之后，更加给了一些人反对“双转移”的借口。我个人认为反对“双转移”是没有一点道理的，只是依靠低端劳动力的珠三角，永远不会有前景。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劳工权利或者可持续发展来说，这一步广东必须要走。
　　产业升级“腾笼换鸟”势必导致一些企业离开或关停，金融危机到来之后情况更甚，广东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然而尽管金融危机的确给了反对“双转移”的人以借口，但广东可以从危中看到机会。如果政府主动去关停一些企业的确非常困难，现在有一些接受不了外部冲击的企业倒闭了，不见得是坏事，或者“腾笼”的速度更快。
　　受金融危机冲击，珠三角的一些“笼子”空了，但是广东不能回到过去，广东产业转移的速度减慢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停止。西方国家也在利用金融危机调整产业，甩掉包袱，广东政府层面应该坚持产业调整的方向。在产业转移过程中，政府和企业需要加强合作，但不是保护落后，而是促使企业更快转型。以前珠三角产业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处于被动接受状态，而不是主动沿着产业链向上爬升。产业高端在哪里？市场需要什么，政府和企业就要研究什么，或者主动到境外收购，否则我们的产业转移总是被别人带着转，一直处于低端。

怎么推进产业转移 有金融平台广东才能参与国际竞争

　　记者：具体来说，广东在推进产业转移中应该怎么做？

　　郑永年：广东“腾笼”加速之后，“换鸟”时一定要注意金融危机的影响，不能像上一轮一样“饥不择食”，要有长远的眼光，避免“重蹈覆辙”。同时，政府在“迎进来”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辅助本地的中小企业实行升级战略，为他们的发展真正提供一个好的空间。具体来说，我认为广东在三个领域大有可为。

　　首先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，并建立产业链。比如汽车产业在珠三角发展得很快，但要考虑产业协作问题，在产业链上游的钢铁行业，政府可以邀请外地钢企合作，一则对国家整合资源有好处，二则也避免重复建设，导致钢铁产能过剩，造成过度投资；

　　其次，广东应该做大中小企业。目前很多中小企业技术含量不高，国有大型企业要和各类中小企业切割，区分市场定位，前者要瞄准国际竞争，而不与国内中小企业争利。在金融危机冲击下，西方一些中小企业倒闭，但他们的技术、品牌和营销网络还在，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性邀请西方中小企业和国内中小企业合作？珠三角有高端产业，低层次的产业更多，而中间产业的中小企业比较少。一个地区的教育，一定要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。然而目前在内地，一方面，技术工人大量缺乏，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。广东可以学习新加坡经验，引入很多理工、技术类院校，使教育水平能与社会经济分工适应；

　　最后，珠三角地区是国际经济循环的一部分，广东经济外向度高，但国际化程度不高，因此要加强与港澳合作，联手发展金融业、影视业等。香港依靠内地的发展，但是不能大陆化，全球化是香港的另一条腿，这条腿不能萎缩。在影视方面，香港创造力衰落，缺乏大的市场，珠三角等内地城市可以和香港合作起来，内地也可以由此走向世界。广东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发展，还要考虑国家发展利益，协助把香港做成中国的华尔街，使之和上海分工，中国完全可以有两个金融中心。而广东则必须有一个金融平台才能参与国际产业的竞争，广东应该和港澳携手走向国际。